中西文化的差異在知識份子上的表現 - 看李遠哲、李敖、以及大學校長

2000 年的李遠哲，以「向上提升」的呼籲成了陳水扁進入總統府的臨門一腳。

為什麼李遠哲能夠有這種號召力？為什麼一個學者的影響力這麼大？

2005 年四月六號，李敖在立法院質詢時，痛罵當時備詢的幾位大學校長，說他們沒有資格做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他用「在水肥裡面分贓」形容各個校長的不問世事。為什麼李敖可以這麼理直氣壯？又為什麼各個校長認為是李敖的不對，不應該出口罵人，紛紛表示無法忍受這種羞辱？

這些小節，雖然好像無傷大雅、不甚重要，但是又好像總有說不通的地方，常常縈繞在心頭難以索解。

讀書樂在偶有所得。今天我終於覺得對這一切，有了合理完美的解釋。根本原因都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呈現出來的不協調感。讓我試著把想法寫下來看看。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就在於「經世致用」，儒家的最終使命也在於能行王道。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行道；孟子也說，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道，是不能夠「枉」的。大儒顧炎武也說過，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中國傳統是由學術指導政治，由政治指導學術是不被允許的。﹝北宋王荊公變法，自撰《三經新義》為科舉標準，飽受抨擊即為顯例。﹞從這個脈絡看來，李遠哲當時以他中研院院長、國內學術龍頭的身分，發表這種宣言，是有相當作用的。人民或許無法全部都感受到細膩深刻的傳統文化，但是古者遺風尚在，人民在混亂的時代，很自然會期待有知識份子的登高一呼，然後自動的起而相隨。於是 2000 年的臨門一腳，完全順理成章了。

而如果知識份子沒有辦法承擔世道的責任，在傳統文化是會被嚴厲譴責的。這也是為什麼魏晉南北在後代會被譏為「清談誤國」。明朝東林書院創辦人顧憲成也曾痛斥王陽明的徒子徒孫，說他們：

「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全不在世道上。」[1]

明末顧允成則說的更直接：

「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2]

2005 年李敖的質詢，也頗就有這樣的味道。他怒罵前台大校長陳維昭的時候，他說：

「你說台灣大學當年對殷海光教授不好，給他聘書卻不讓他上課；可是當法院傳你作證時，妳可以以台灣大學校長的身分站出來維護台灣大學當年被迫害的教授時，你卻不敢出席！... 為什麼該有道德勇氣的時候，你不敢站出來？ .... 今天陳校長已經做了十二年的臺大校長，在台灣社會風氣這麼壞的時候，你有沒有以學術領袖的地位出來說句公道話？你不肯講。你們埋頭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台灣大學的學術排名又如何？當教育部長亂搞時，你們幾個大學校長有沒有站出來說話？教育辦得不行時，你們應該要站出來！」[3]

這段話，不是和前面顧允成的話很像，足以互相輝映嗎？顧允成指責當時學者的話，和李敖罵大學校長的話語如出一轍。顯然是因為他們對學者有相同的期待！話鋒一轉，李敖繼續說到：

「我要告訴你們，人格偉大、敢跟政府對幹、敢拒絕教育部長、敢把我們良知的話散佈出來、敢到法庭作證，這些都是大學校長應該有的風骨。... 當年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就是個校長，是個匹夫，但他能抵抗一個時代，不是嗎？你們這些校長有那麼好的學問，可是你們在人格上、在肩膀上太軟弱了。」[4]

這段話讀起來，不就是典型傳統社會對士人的期許嗎？對蔡元培的讚美也正是對傳統文化的褒獎！因為在傳統文化價值中，學術的尊嚴不容踐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果不能行道的話，那麼也應該辭職明志，避免做個「小人儒」！

不過，既然李敖這樣大義凜然，那為甚麼各個大學校長聽了以後，還會不以為然，認為李敖羞辱太過，無法忍受？

這部份就涉及中西文化的不同。認真詳追起來，或許會涉及價值系統的根本差異。不過粗略的來說，西方文化自古以來，道德價值是憑依於宗教的。世界是由神所創造，那麼越能理解世界運作的奧妙越能榮耀神與讚美祂的偉大。社會對於科學家的期待，則在於他們完成專業本分，而非由他們完成其他社會使命。我們現今的大學校長，多半曾經留學海外。雖然對於西方文化未必體會十分深刻，但是多少應當受到這種價值系統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敖理直氣壯怒目橫眉大罵的時候，校長們仍然會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李敖屈人太過了！

這並不是說誰對誰錯的問題。重點在從哪個價值觀看待。只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清朝末年受到刺激產生激變，激盪至今猶未平息。看李遠哲、李敖、和幾位大學校長身上的表現，也多少可以了解，這是我們仍然處在文化長時間過渡期會發生的現象。

那麼，要到哪一天，才會有新的價值體系在其中產生，而這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縈繞在心頭的問題，今天少了一個，又多了一個。

參考資料：
[1]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 185
[2] 同上
[3] 李敖，《李敖議壇哀思錄》，頁 178 - 179
[4] 同上，頁 180